出国梦,梦里花落知多少


—— 广州日报 2003年1月2日 B16 版(上) 1月9日 B16版(下)

   文立 口述   舒欣 笔录

  他的传真写得很潦草,电话也总是占线,看得出他很忙,约了几次,都因为他要外出工作没约成。后来,终于在一个接近下班的下午,他来到报社。

  一眼看上去,他不像我印象中的广州人。身体比普通广州人要粗壮得多,肤色仍留着异国风情的古铜色。坐下来,还没有开始聊天,我已经在他脸上看到了一道道深深浅浅的伤痕。那些沧桑和伤害一定不仅仅是海边的风刀和岁月的霜剑留下的,我想,他的故事,一定充满了传奇和曲折。

  果然是一个复杂而离奇的故事,果然是一部充满了血雨心酸的经历。说到动情处,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竟几度哽堵。随着窗外的天色一点点灰暗下来,一部风雨如晦的南美洲奋斗史开始在我面前一页页掀开。

  南美洲的中国厨师

  我是广州人,年轻时一直做厨师。1996年,我25岁的时候,已经是广州的特级厨师。那时候年轻,又有一门手艺,所以很想到国外干一番事业。本来我是想到劳务输出的部门看看有没有机会,后来人家告诉我,像我这样的资历,可以办技术移民。开始我们办的是加拿大,后来因为分数不够,没办成。这时正好有一家圭亚那的大型中国餐馆想请我过去,他们开出的工资是1000美元一个月,比当时我在国内赚的多,于是我决定和女友一起去。

  当时我还没结婚,女友是1993年经朋友介绍认识的。我带着她一起到了南美洲,我们决定先立业后成家。刚去的时候,生活非常艰苦,我在中餐馆打工,没地方住,只能住在餐馆的地毯上。作为回报,女友在餐馆无偿地帮老板做些杂活。虽然生活过得很苦,可我们心中都有一个信念,我们还年轻,只要我们勤奋努力,迟早有一天能为自己挣回一份好的生活。

  我们两个起早摸黑干了几年,手上略略有了一点积蓄。1997年1月1日,我和女友正式结婚。婚后不久,妻子为我生下了一个儿子。而在此之前,我用8000美元买下了当地一个差不多200平方米的小餐馆,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。

  我和妻子都属于能吃苦很勤奋的人,我在餐馆做厨师,妻子英文好,负责楼面和柜台。在国外,像我们这样的新移民真是挨得很辛苦,妻子生下儿子还不到一个月就出来工作,洗碗收钱什么都做,根本没有享受过几天“产假”。因为我们煮的饭菜很合当地人的胃口,所以餐馆生意一直很好。

  因为是中国人,所以在当地常常被人欺负。一些当地人经常吃了饭不给钱,特别是他们喝醉了之后,常常在店里闹事,许多时候我们都要报警,但警察拿醉鬼也没办法。不过在我们的努力下,餐馆还是一天天扩大起来,后来由一间发展成两间,我们买了两部面包车,还把姐夫、外甥等亲人也办了过来。

  “朋友”啊“朋友”

  在国外的奋斗史,说起来真是非常辛酸。记得1999年的一天,生意很好,几个外国人喝醉了酒,在店里大闹,影响经营。我出来请他们离开,其中一个大汉走上来,拿起一个啤酒瓶劈头盖脸向我砸过来,正好砸在我鼻子上,我的鼻梁骨被当场打断,血流了一脸。当时妻子要留下来照顾年幼的孩子,而我店里请的小工都是当地人,发生了这种事谁也帮不上忙。我只能一个人开车去医院。当时已是深夜,我一只手抓着方向盘,另一只手捂着还在流血的鼻子,开车到了医院缝针。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一刻,所有的孤独、辛酸、委屈和无奈一起涌上心头。想自己在中国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罪,吃得饱穿得暖为什么还要出来受这个罪。可是转念一想,既然走了这一步,也没有办法回头,只好咬紧牙关坚持下去。

  女儿出生后,我和妻子非常想回中国看一看。同时因为在外面生活紧张,带着两个孩子太辛苦,也想把一对儿女送回父母身边。在国外,虽然生活得很苦很累,但挣钱方面还算理想,我的餐馆每个月差不多能赚3000美元。

  因为我和妻子想一起回中国,餐馆没有人打理,关了又觉得太可惜。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很想干,于是我答应把餐馆无偿让他做三个月。当时我没要他给我一分钱,只是说这三个月间由他负责交餐馆的房租水电,店铺里的货我给他时有多少三个月后他交给我时也有多少就可以了。本来以为大家都是广州人,又是朋友,肯定信得过,谁想后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

  1999年下半年,我和妻子带着两岁大的儿子和几个月的女儿回到广州,和家人共享天伦。三个月的时间转眼就到了,正当我们准备回去时,餐馆那边突然打来电话,说我的餐馆因卫生不合格被封了。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,我的餐馆做了那么久,从来都没有出过任何卫生问题,怎么会这样呢。没办法,我和妻子只好匆匆告别了一对年幼的儿女,急急忙忙赶了回去。见到那个朋友,他说吃饭时客人投诉有蟑螂,卫生部门便来封了店。我心里真的很奇怪,这间餐馆卫生一直很好,为什么我离开不到三个月,就会出现这种事。不过也没办法,我只好去有关部门问如何才能重新开张,他们告诉我要重新装修,我便拿出一些钱,把餐馆里里外外重新装修了一遍。

  想不到没过多久,一间和我的餐馆非常类似的餐馆在我的对面开张了,更想不到的是,那间餐馆的主人就是做过我餐馆三个月的朋友。唉,朋友啊朋友,在利益面前朋友这两个字显得多么苍白无力。虽然如此,我也没太在意,因为我们餐馆做的时间长,口碑也不错,生意一直很好,我想只要我们保证餐馆的品质,我是不怕竞争的。

  接着就发生了那件令我改变一生的事情。

  突生变故

  我清楚地记得,那是2000年7月底,一个周日的下午。天上下着小雨,四周一片灰蒙蒙的。当时餐馆里很忙,吃饭的人也不少,我在厨房炒菜,妻子在楼面招待客人。这时来了几个本地人,妻子一看,这几个人已经几次在我这里吃饭喝酒不肯给钱,因为当时他们喝得醉醺醺的,没法和他们理论。这次见到他们点菜,妻子就走过去,说请他们先付钱。他们当然不干,在餐厅里大吵大闹,吓得一些客人纷纷躲避。我在里面听到吵闹声,手里还拿着锅铲就走出来,问发生了什么事,他们向我投诉,说他们还没吃东西,我妻子就让他们先给钱。我把他们前几次吃了饭没给钱的账单拿出来,告诉他们已经欠了我们几餐饭的钱。其中一个大汉喷着酒气吵吵闹闹,说这餐单不是他们的,又没有他们的签名。餐单上当然是没有签名的,我尽量客气地告诉他们,过去这几餐就算了,我也不再追讨。不过今天他们点的菜必须先付钱,否则我不会招待。他们很生气,其中一个跑出门外,抓起一些空酒瓶就砸进餐馆里,客人已经被吓走了不少。我不肯妥协,并警告他们如果再闹事就会报警。这时他们中那个嘴里有酒气的大汉突然挥起一个啤酒瓶打在我头上,顿时我头上血流如注,客人惊叫四散。我捂着受伤的头一直躲,而那个大汉就一直追着我,我躲进收银台,他也追了上来,眼看着他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我的收银台,我又急又怕,突然想起收银台下面有枝枪,便一把抓出来对着他。

  当时我们住的那个地区常常有鳄鱼出没,所以我一直都会备一些枪在家里。因为这些枪是准备用来打鳄鱼的,所以装的都是那种爆炸子弹,一打出来便会炸开很大的那种。按照当地的法律,收银台属于私人地方,如果他进入了我的收银台,那么我对他的攻击完全属于正当防护。虽然如此,当时我也只是拿枪对准他,想把他吓走算了。我是个生意人,根本不想惹事。可当时对方因为喝了酒,根本没了理性。见我用枪对着他,便伸手来抢,只见他抓住枪口用力一拉,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,只听“砰”的一声枪响,那大汉倒了下去,胸口炸开一个大洞。

  我愣住了,一时不知所措。大汉的那几个朋友冲上前来,架起大汉往门口走,当时我脑海中一片空白,竟然不懂得制止他们搬动当事人,他们一直把大汉架到门口,才把他放在地上,开始打电话报警。

  雨中大逃亡

  我惊呆着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妻子冲出来,说:“你快走,到首都去找中华会馆的人来帮忙。”中华会馆是当地的华人组织,一般华人有什么困难都会找他们帮助解决。我说:“他进了我的收银台,而且是他来抢我的枪时走的火,并不是我把他打死的。”妻子说:“可是你说得清楚吗?这里的人本来就有排华情绪,这一来他们更要大做文章了。”这倒是真的,因为当地人比较喜欢悠闲的生活,工作一段时间一定要放假旅游什么的,而华人大都勤奋肯吃苦,所以许多华人都比当地人富有,因而当地人对华人颇有不满,总说我们把他们的钱赚走了。我想了想,对妻子说:“你收拾一下,我们一起走。”妻子摇摇头,说:“来不及了,我们一起走,走不到城外就会被追回来,我留在这里稳住警察,你先走。反正人不是我杀的,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,将来我再想办法离开这里。”妻子一边说,一边把我推出门外,推上了车。

  当时我们住在离首都大约40分钟车程的镇上,我迷迷糊糊地开着面包车疯狂地冲出马路,驶进了一片烟雨迷蒙的昏暗中。(未完,下期待续)

(续上期)

  漂泊加勒比湾

  我开着车,逃离了餐馆,当时天上下着小雨,地湿路滑,加上我心急如火,没开出多远,车子一下子失控,撞到一堆垃圾上,怎么也开不动了。我只好跳下车来,看到路边有辆去首都的客车,我便跳了上去。客车出了城镇,一直向首都开去。这时我发现路边有许多警察在严格盘查来往车辆,我暗暗庆幸,如果我开的是自己的车,一定跑不了。

  我到了首都,去找中华会馆的主席,不巧的是他正好出去旅游了。这时电视报纸都有了通缉我的消息,而我因为出来时很匆忙,连护照也没带在身上,处境十分危险。好在当地一些朋友一直帮我,他们让我尽快逃走,可我不肯。我一定要等到我妻子,我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。我在朋友家东躲西藏地等了一个星期,一周后,朋友对我说:“你快走吧,你妻子出不来了。那几个外国人说你那把枪是你妻子给你的。”我又气又急,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这时中华会馆的人也联系上了,他们也劝我先走,说一定会想办法为我妻子打官司。当时我想了很多,我和妻子是一起出来的,我一定要带她回去,否则我无法向父老乡亲交待。当地的警司是我的朋友,万般无奈之下,我打了个电话给他。我说:“如果我回去,你们是不是可以把我妻子放出来。”他说可以,于是我想回去自首。几个朋友死活拉住我,不让我去。他们说:“现在为你太太一个人打官司,只要10万美元,如果再加上你,可能20万美元都不够,你快走吧。”

  最后,朋友们凑了些钱借给我,又为我联系了一条船。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,我坐在一条打鱼的小船上,消失在加勒比海茫茫的风浪中。

  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逃亡的夜晚,朋友们把我放在汽车尾箱送到船上,小船沿着加勒比湾一路漂泊,不巧又遇上了海啸,风高浪急,行雷闪电,小船左漂右荡,有那么一段时间,我以为我永远也无法再次踏上陆地了。到了第二天早上,小船却意外地靠上了苏里南的岸边。送我的渔民直说幸亏这恶劣的天气,水警们都不出来了,我才得以顺利出逃。

  一上岸,我就被警察发现了,当我的双脚刚刚踏上陆地时,已经有几枝枪同时对准了我。被关了几天后,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当地的中国人把我保了出来。

  那段时间,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。没有钱,没有护照,也不太敢住在朋友家,怕万一出什么事会连累朋友。我只好出去打散工,晚上睡在起了一半的建筑架上。虽然我一直很努力地找工作,但因为没有身份,许多地方都不敢请我。后来,我只好在赌场给人开车门,那些有钱人赢了钱,有时也会很大方地扔出几十美元来。可是当地一些黑人不让我在那里干,他们一伙一伙地来打我,被逼无奈,我也豁出去和他们打架。那时候我真的没办法,也顾不上是否合法。

  一些朋友也劝我去找中国使馆帮忙,可是我不敢。首先我必须等到我妻子,我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监狱里。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,听说她被关进了女子监狱,开始时,我不敢直接打电话给她,只好打电话回中国,求父母打电话去监狱找她打听情况。后来我听说,我妻子当日被警察带走后,一直在警察局里关了三天三夜。后来死者的几个朋友一口咬定那把枪是我妻子给我的,妻子就被关进了监狱。好在当地警司的太太以前和我妻子认识,这个好心人送了些衣服和日用品给我妻子。妻子在监狱里,因为她是中国人,又很瘦小,一直被同监的犯人欺负。她们抢她的衣服,又不给她冲凉。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,法庭迟迟开不了庭,妻子在监狱里流尽了眼泪,最后被折磨得精神开始有些错乱,常常会产生幻觉。后来形势稍稍好一些,我打电话给她,会听到她在电话里一直说:“我好想家,我没有罪,我要出去,我要回家。”

  大使馆救了我们

  万般无奈之下,我想到了中国使馆。我终于鼓起勇气,向中国使馆说出了我的一切。中国使馆立刻出面了解情况,他们调查到,当时死者的确是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我的收银台,而且那把枪也不是我妻子给我的。于是中国使馆向当地警方提出要求保释我的妻子。本来,许多朋友都劝我要求中国使馆帮助我先回中国,可我坚决不肯。我不能如此无情无义地将妻子一个人留在这里受苦,我们两公婆是一起出来的,也一定要一起回家。

  我在当地有一个朋友,是个庄园主。在他的帮助下,我妻子终于被保释出来。

  在分离了十个月后,我终于见到了妻子。刚刚见到她的时候,我几乎没办法认出她来。她过去的纤细清瘦完全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又黑又胖又苍老。我心中充满了愧疚,如果不是因为我,她不会受这么多折磨。我买了许多补品给她吃,尽量平复她心中的创伤。而中国使馆也打电话到当地的华人会馆,协助解决我们的问题。那天,在中国使馆,一见到那位帮助我们的参赞,口未张开,泪已先流,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:我想回家。那位参赞让我写了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,他用电脑帮我打印出来,寄回中国外交部,经审批后又再发文到圭亚那的中国使馆。最后,我和妻子终于领到了两张一次性的旅行证件,可以回归祖国的怀抱了。

  那时我身上已经一分钱也没有了,而且因为营救妻子还欠了朋友不少债。于是我又在当地打了几个月工。等终于赚到两张机票钱之后,我和妻子决定回国。记得在海关,当地海关看了看我们的证件,把我们叫进一间小房子,当时我心里害怕极了,浑身都在发抖。海关打电话给中国使馆,证实了我们证件的真实性之后,终于放我们出关。当飞机在香港机场降落着地的那一刻,我的泪水一下子涌满了眼眶,一颗悬了一年半的心也终于扑通一声落回了肚子里。

  儿童相见不相识

  2002年农历大年初五,我终于回到了家。两个儿女已经不认识我们了,他们竟然叫我“姑丈”,我和妻子搂着孩子放声痛哭。

  回想在南美的这些年,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,也赚到了不少钱。我们曾经拥有两间餐馆,两部车,加上银行存款,大约也有几十万美元,可这一切现在全部没了,我重新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状态。不过说起出国谋生的景况,我想我和妻子还是比较幸运的。我在南美见过一些中国女孩,有些是偷渡过去的,有些是被人骗过去的,她们的生活真是生不如死。记得在苏里南,一天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到当地一间香港人开的卡拉OK里聊天,一个中国女孩走过来说要陪我们聊天。我们问了一下陪聊的价钱,颇不便宜,于是就说不用了。谁知那个女孩眼泪汪汪地求我们帮个忙,说如果我们不请她的话她今天连饭也吃不上了,看在大家都是中国人的分上,我们同意了。她坐下来,我问她是怎么回事,她说她是江浙一带的人,看到广告说这边酒店招服务员,可以帮她们办护照签证,帮她们买机票来南美,只要工作半年,就可恢复自由身,而且还会得到绿卡。她头脑一热,就报名来了,谁知一下飞机,就被收走护照带到卡拉OK,专职做三陪。老板规定,不管用什么手段,一天必须为老板赚到200美元,否则非打则骂不说,连饭也不给吃。她边说边哭,求我们赎她出去。这时老板娘走过来,连打带骂地把她拖走了。直到今天,我还记得她边流泪边唱“常回家看看”的样子。

  如今,我和妻子两手空空回到广州,住在父母家,为了生活,我每天努力工作。父母因为心疼儿子,不由自主地把不满迁怒到我妻子身上,为此父母和妻子感情一直不好。而我夹在中间,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,不知怎么办才好。我现在帮朋友打工,几乎天天都要出差,父母要求我和妻子离婚,可我不会这样做。我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,更不能离弃为我吃尽了苦头的妻子,如果没有她的舍身相救,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保全这条命。

  在国外的六年,得到的只有满身心的伤痛。我真想以我的经历告诉那些一心梦想出国的年轻人,慎重选择好你人生的每一步。

  送他走的时候,广州城已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。望着这万家灯火的城市,想着那繁星点点的天涯,这其中必定藏着无数年少的痴狂青春的梦,可是,一夜之间,有谁知道,多少梦里的落花多少曲折的人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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